争夺缓冲货币有助于经济长期稳定

时间: 2024-07-07 17:27:29 |   作者: 软启动器

  债务经济时代、高宏观杠杆和货币存量充裕，其实就是同一事物的三种不同说法或不同层面反映。货币充裕和长期低物价组合的格局，意味着有大量货币沉淀于金融领域，这些货币实际上就是脱实向虚的、满足投机性需求为主的缓冲货币。结构性货币政策要调整流动性分布，就是实体从虚拟领域争夺缓冲货币。

  当一个经济体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各国无一例外都进入了债务经济时代——没有借贷就没有信用扩张，经济要发展就需要信用扩张，经济发展和信用扩张交互促进的结果，就是债务经济时代的到来。所谓债务经济，是指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债务扩张。债务经济必然带来货币深化，并使货币效应趋向中性。

  债务经济时代带来缓冲货币的增多，尤其是货币增量中，慢慢的变多的新增货币会成为缓冲货币，即在货币和信用的增量中，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货币余额需求比重日益增高，甚至超越了经济稳步的增长对货币交易需求的增长。缓冲货币是指处于凯恩斯投机需求状态下的货币，在当代金融市场发展现状下，投机需求的缓冲货币，不会表现为存款或现金的货币资金形式，而是成为理财等各种金融理财产品投资资金。在信用货币时代，当投资或消费过程完成时，资金回流应该造成信用消失，如甲贷款创造了100单位货币，当甲产出的商品售出得到100单位货币时，贷款归还，全社会增加了价值100单位货币的商品财富，但100单位货币因归还而消失。为甲生产经营提供投入要素（原料和劳力等）的社会得到了甲信贷创造的100单位货币，如果得到货币者没有花费，新增货币将计为全社会的货币增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信用货币和实体部门中的财富是对应的。

  经济扩张需要货币的相应增长，即经济和货币之间有着一定的合适对应区间，但实际中两者之间的增长经常是失调的。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起先是外生性的，即社会流动性总量变化主要受央行调节；但随着缓冲货币增多，尤其是在进入了债务经济时代后，货币增长实际上已转变为内生性的。当经济和货币处在合适的非过量区间状态时（如发达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前），经济状态变化带来的货币需求余额变动，会直接引发社会中总需求的变化：货币需求余额提高意味着经济需求弱，经济运行中的货币需求下降，从而货币市场利率也有降低趋势，此时降息有利于降低货币余额需求、提升经济货币需求，从而提升经济；反之亦然。在前债务经济时代，通常情况下货币供应量多少才“合适”其实就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经济状态和价格变革会自动使实际货币资金需求余额和货币供应相适应，正是外来的货币充裕偏好长期持续，才累积导致了债务经济时代的到来和通胀的常态化。

  债务经济意味着经济体系中的宏观杠杆过高，即当前巨额累积债务已高度偏离实体经济。此外，由于债务在各部门间呈现了比较一致的高积聚态势，因此“去杠杆”难以通过转杠杆的方式处理。当前的这种债务经济模式是如何造成的？

  表面上看，债务经济是货币持续扩张的结果，即货币政策长期过松了。实际上，导致这种债务积累不可为续局面出现的原因，首先，在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趋势中的潜在生产能力下降态势。从几十年的长期视角观察，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世界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都在下降，经济稳步的增长重心逐渐转向新经济体。西方世界为了延长高增长态势，纷纷转向经济“虚拟化”，并在宏观政策上转向扩张，货币宽松成为政策和民众的共同偏好。

  其次，货币政策体制倾向于积累过量货币。当前货币政策框架运转特征，更倾向于积累过多货币，即使货币政策阶段性偏紧，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货币存量过多。现代宏观经济体系中，金融部门发展要快于实体部门，货币分布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以实体领域价格稳定为目标的决策框架，必然导致货币增长过量。

  再次，宏调部门的低波动性偏好，也推动了债务经济状态的形成。宏调部门（包括央行）在管理波动过程中，对繁荣和低迷的应对是不一样，往往在低迷期采取扩张性对冲政策，而对繁荣则少有实质性收紧，或力度要小得多。

  最后，基于宏观审慎监督管理体系的新经管思想还未形成，金融监督管理体系对货币政策制约机制尚不成熟。西方经济体系的发展表明，如果从监管方面出发，只为金融稳定需要，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前持续偏松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出现。但在各国实践中，监管对货币政策的决策影响普遍较小。

  实践中的货币需求余额是经常变化的，在缓冲货币存在，尤其是其重要性在债务经济时代逐渐提升的情况下，货币需求的变动和分布区间，更是大幅度的提升。债务经济时代缓冲货币比重大提升的状况，影响了货币周转速度，进而导致货币供给由外生转变为内生。

  金融发展和财富积累带来了身份商品市场规模的扩张和繁荣。身份商品主要是指房地产和股票等股权类金融实物资产，这类资产的购买不会增加现有实体经济领域的真实投资，只是增加了虚拟资产的价格。债务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货币变动和身份商品市场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和实体经济间的联系却渐行渐远。在金融领域增加流动性，虽然对改善资源配置有好处，但由于金融市场天然的波动性，宏观经济的整体波动性也因此而上升。

  由于货币持续积累，货币量早已超出了正常的投资、交易等经济活动需求，投机性需求的规模也在被动的逐步的提升。超越了实体部门经济活动需求的货币，大都被投入了身份商品市场，导致社会流动性中用于金融流通的份额提升。随着金融流通规模的增大和比重提升，缓冲货币的份额也相应扩大；由于支付方式进步和金融市场发达带来的金融投资品流动性提高，当代社会的货币需求余额已被压缩至最小化，如几乎不持有现金，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实际上成为缓冲货币的存放地。

  在债务经济时代，西方继续以货币作为反危机手段，只能带来进一步累积缓冲货币和促进身份商品市场繁荣的结果。而我国，由于货币政策坚持稳字当头的结构性调整，经济行为主体对流动性的吸引实际上就是争夺缓冲货币。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稳健的货币政策即使灵活性更好适度，也不可能会成为经济制约因素，反而有助于资金“脱虚向实”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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